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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竟渡河的悲剧:陶希圣从政之痛(4)
2013-08-30 15:45:00
  那么,陶希圣为何又会掺合其间呢?恐怕又要扯到前面所说的那个“改组派”了。蒋介石虽然赏识陶希圣,甚至下令征其入政以重用,但骨子里陶希圣又是一个汪派人物。何兹全先生认为:“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。揆诸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情况,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,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”。我在阅读陶夫人万冰如女士未刊回忆录《逃难与思归》时得到证实,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,1930年在上海,还是1937年再到武汉,陶一直是汪派。若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、器宇见识,气质修养来讲,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很容易对汪产生好感,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此时陶对战争情势亦不甚乐观,与汪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,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能够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,再加上先前“改组派”这一层关系,陶随汪而出走,虽在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。从他1938年12月31日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一封信中可窥见当时的真实心态:

  ……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。他的态度完全改变,对于国家处境困难,全不考虑。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。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。他对于日本的和议,不假思索的拒绝。这样的变动,以及客观的困难,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,更都成了罪状。眼看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,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。幻想支配了一切,我们才决心去国。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,只有公博、佛海及希。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。我们第一,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,战与蒋战,和与蒋和,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。如果做不到,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,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,支持战局。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,只有更加沦亡,更加无望,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。

  此信写于汪精卫在河内发表“艳电”的第三天,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、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前一天。信很长,这里只节录其中一段。这封信透露了当时国民党高层人物在重大国事上的严重分歧。这些话,陶之所以对胡适一人说,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应当承认,陶信中所说并无夸大之词。从郭廷以或黄仁宇等当代著名史家的著述中,包括蒋介石本人的日记,都可证实当时战争的惨烈与无助。“自淞沪作战至南京的大屠杀之后,蒋介石所受到的羞辱与挫折,可以使多数的人肝胆俱裂,而且痛不欲生。开战未逾六个月,敌方已占领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北平、天津、包头、太原、济南、青岛,看来打通津浦路已是指顾间事……”也就是说,抗战初期,战事并未如蒋介石想象中的那样顺利,国际间的反应“更足令人寒心”。然而,另有一事实不容忽视,甚至更为重要:虽然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,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,正如唐德刚所说“殊不知处乱世,当大事,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。……抗战初期,全国下下,激于同仇敌忾之心,大家都忘其所以,而大叫其‘抗战到底’和‘焦土抗战’。与日偕亡之心,正是普遍的民气,青壮年尤然,军人更是如此”。美国人史迪威时任驻华武官,也看到了这一点,在日记中慨然写道:“蒋介石不能放手。他呼吁全国,全国响应,现在他只能继续下去。”蒋介石在1938年1月15日日记中也发誓:“……固无论其如何举动,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胜利之信念。”如此看来,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时局估量的问题,这里我们不妨将陶信中几个关键词作一解读,即可知汪、蒋二人的分歧在所难免:一,提携共产党。此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,国民党内部有许多人反对,汪的多次表态更为明显。尤其西安事变之后,蒋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。但大战当前,惟有对各种抗战力量进行整合,除此之外,别无他途;二,蒋拒绝和议。事实上,蒋为此努力过,但日本军队中的“扩大派”得志更猖狂,无法扼制,局部事件最终演变为全面侵华,此时若坚持再谈,与国家利益以及民众诉求相去太远,蒋当然要拒绝;更者,南京失守后,蒋驻节武汉,日本人又提出新的条件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,当时蒋的反应极为强烈,认为“日本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,与其屈服而亡,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”;三,退隐不问政事。书生性格跃然纸上,一如明末四公子诸人,出则忠义也好,入则孝悌也罢,然而遭遇一点挫折,即归于一个“隐”字,全无政治上的勇气和远见,是自己先打败了自己,开始退居主流政治的边缘……等等这些,可见汪精卫等人在国势日蹇之下无可如何的一种真实心态,其可笑之处,将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。陶希圣在政治上一时之糊涂或迂腐,说他在关键时刻“走失”,恐怕并不为过。1939年1月,陶希圣从河内到达香港,与高宗武二人在汪应否进入敌战区这个问题上与周佛海、梅思平等人发生争执,这时汪精卫想另立政府。陶派自己的学生武仙卿赴北平考察日军占领实况,特别嘱其前往九道湾拜访一下周作人。武仙卿回来后,转达周对陶的忠告:干不得!

  其实,汪精卫夫妇从内心对陶并不信任。自心腹曾仲鸣在河内被刺后,汪精卫受到很大刺激,但此时通电既出,除投敌之外已无他法,真可说是陷入了政治上的一种绝境。不久,汪手下一班人潜入上海,汪夫妇则由河内到了广州,陶希圣与陈公博仍留在九龙。1939年5月,汪夫妇派人到九龙让陶、陈二人前往广州。“公博与我初到广州,即被接到爱群酒店。公博先到东山汪公馆,数小时后,始有人来接我到东山。后来才知道汪夫妇对我已有猜疑之意”。陶随汪离开重庆,是“幻想支配了一切”,现在开始醒悟过来。6月5日,他给已在重庆的学生何兹全写一信:

  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。弟以为中国对敌“战则全面战,和则全面和”,至其主体则“战由国府战,和与国府和”,如此始可不至于“战既不能,和不由我”。此皆在国内时,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。迄今仍坚持不变。此坚持不变之立场,不因他人之转变而动摇。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,然亦不怨也。……因之谓汪即将组府者,姑无论汪之下有人力主与否,断不能很早成为事实也。……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,只有某某新交力主组府,然组府岂易为哉……

  某某“新交”指的是周佛海、梅思平等人。周、梅二人先前均为蒋的旧部与亲信,他们亦随汪而出走,其本身就有疑点多多。陶信中说汪的旧人不恤相争而去,指的是顾孟余或陈公博,对于汪在河内发表“艳电”一事,顾与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。据陶希圣回忆:“周佛海与梅思平是出自蒋先生门下的,他们能走到哪里去呢?以前好几次,汪先生与蒋先生不合,事后还可以见面,至于他们二人,还能跟蒋先生见面吗?他们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了。我与公博主张到巴黎去,但是这就政治上而言,是无意义的事,他们不肯……”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毋庸置疑,陶希圣与高宗武的看法似更为接近,但陶又发现,“这时汪夫妇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……”这一年8月,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“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”,这显然是一次不合时宜、甚至是非法的会议。汪指定陶希圣为“中央党部宣传部长”,周佛海、梅思平分任秘书长和组织部长。对陶来说,这是一个辞受两难的任命,其处境一下子变得“敏感”起来。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这些人,但在通缉名单上却没有陶希圣的名字。后来才知道,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通过通缉名单时,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。“圈掉虽然没有什么,但是,却使我陷入被监视的情势”,陶后来这样说。

  接下来是令人沮丧的南京之行。

  这时欧战已经爆发,日本与德国、意大利、苏联的四角关系益见密切与复杂。虽然俄国人支持中国对日抗战,但同时也未放弃与日本保持联系。这时影佐机关积极活动,以促汪精卫早日组府。以日方某些人的设想,第一步是在南京,先让汪与两个傀儡分子王克敏、梁鸿志见面。照日本人看来,汪等若想组府的话,必须得到这两个人的协助才行。其实,在当时的中国政坛,王、梁二人与唐绍仪、吴佩孚一样,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过气的人物,日本人的“盘算”不免滑稽可笑。1939年9月19日,汪一行人从上海乘火车抵南京,有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陶希圣,还有高宗武。高是自己提出来要去的,汪误以为这时悲观的高宗武也开始乐观起来。

  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可知,他之所以自告奋勇,是想透过王克敏其人劝汪不要另立政府。五年前,高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时,曾奉命处理华北事务与王克敏打过交道,王对其特别赏识,甚至想把自己美丽的女儿嫁给这位年轻人。到南京后,高即与王秘密见面。王这时差不多全盲,仍戴着墨镜。高对他说:“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。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要来看你,希望能够说服你阻止组织傀儡‘中国政府’,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套,这对中国非常有害……”王长叹:“前途很黑暗。过去几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,都要激烈争吵。而每次我都失败。我绝对反对成立新政权。”在高宗武的说服下,“在现在的傀儡与将来的傀儡的会议上”(高宗武语),王真的站起来反对建立什么“新政府”,但他的意见未见采纳。汪、王、梁三人的会谈,实际上徒劳无功,结果是汪派背后的影佐机关、梁背后的原田机关、王背后的喜多机关——日本人自己谈了起来,这些人各自代表一方势力,既对立又勾结。陶希圣不禁叹道:“这么一来,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”,这里的“我们”不包括汪、周、梅诸人,而是陶本人与高宗武。陶希圣当时就对周、梅二人打了一个比喻:这如同四人打麻将,背后各有一个参谋。打了两圈之后,参谋们自己伸手直接打了起来,结果弄得本来的四个人只好束手旁观……在离开南京前夕,日本华中司令山田中将,在傅厚岗一幢洋房里举行宴会。席间,高宗武脸色突然苍白,几乎要昏厥过去。众人以为食物中有毒,大惊失色。高被周佛海扶至另一房间休息。其实是虚惊一场,数分钟后,高渐渐恢复了正常。但此事却可见参与者的紧张心情。高后来解嘲说,“我猜那是山田身上的酒气和傀儡们的諂媚丑态造成的”。当天晚上,高对陶希圣、梅思平说,让他们尽一切办法阻止“新政府”的成立,陶一口答应,梅则不表态。“汪先生从南京回上海,再开会时,大家都不愿提起此行,只是心里都蒙受上一层漆黑的影子,是侮辱,是羞耻,也是懊悔”,这是陶希圣对南京之行的悔恨之笔。

  此时,重庆方面在指挥奋力抗战。1939年9月初,日军为配合德、意在欧洲战场的进攻,调兵会攻长沙。国民政府下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织长沙会战。中国军队采取“逐步抵抗、诱敌深入”的战术,利用有利地形,消耗敌人,各个击破,打到9月底,日军已粮尽力竭,无力组织新的军事进攻,不得不退至汨罗江,随即全线撤退,中国军队取得了长沙会战的胜利,共歼日军三千多人。这一年12月11日,蒋介石宣誓就任行政院长;16日,李济深、陈诚奉命自重庆抵广西,协助白崇禧组织南桂战役;1940年元旦,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,号召全国军民努力实行精神总动员;次日,中国国民外交学会电请罗斯福总统对日实施经济制裁。

  而这一阶段,汪精卫等人又在做了些什么呢?1939年10月,日方影佐祯昭少将向未来的所谓“新政府”提交了一份“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”及附件,其条件之苛刻,其野心之若揭,远远超出一年前的“重光堂协议”和“近卫声明”。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11月3日分别致函汪、周二人,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,更对陈璧君说:这份“要纲”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,日苏再瓜分中国;所谓谈判,不过是这一瓜分契据,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……陈璧君将此话转告给汪,汪听了落泪不止。他显然被这些内容吓坏了,对高宗武说,“看来那些主张抗日的人是对的,而我们错了……”此时汪夫妇又密谋,想就两种方案取其一而脱身。一是从愚园路迁居法租界的住宅,发表声明,停止所谓“和平运动”,然后亡命海外;二是命叶蓬带领他训练的“军官团”去广州,并要求日军退出华南,让汪精卫在华南继续活动。影佐得知这一动态,当即见汪。汪对影佐叙述他如何脱离重庆,如何响应近卫声明,一直说到“要纲”,表示自己不能接受,将移居法租界,闭门思过。“影佐低着头,一面听、一面笔记。他听到后来,两泪直流,点点滴滴,落在笔记簿上。汪说完之后,影佐委曲陈词,说‘要纲’是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,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。他同意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,以备移居,但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行,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”。之后,汪在会上对众人说:“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。”陶希圣当即问:“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?”周佛海立刻高叫起来:“希圣太刻薄了!你有成见!”又与梅思平同声说:“已走到这一步,还有哪条路走?高宗武早就说过,“哭泣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,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。”陶希圣坦承,“这时,我已陷入极端痛苦的状况,写了一封信给驻美大使胡适,沉痛的诉说一念之差,想到和平谈判,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,灭亡中国的陷阱,现在无路可走,只有一条死路。当时七十六号已有打死我,嫁祸重庆的阴谋。”

  大祸临头之际,陶希圣之妻万冰如在香港闻讯后,带一群儿女赶来上海,意欲拯救坠入火坑里的丈夫。及至12月底,在一次会议上,汪精卫认为众人意见不合,以至发生了冲突,认为“这样下去,将有杀人流血之事”。陈公博甫从香港来,闻听大惑不解,私下问陶希圣。陶答曰:此话有何根据不得而知,但现在纵有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呢?陈公博顿感其中的不妙,声言:“我们非赶快离开不可!”是夕,万冰如问陶希圣:“公博走,你为何不走?”“我在监视之下,走不了。”“你打算签字?”陶妻追问。“不签便死在这里!”“签字呢?”“签字比死还坏!”陶妻认定非走不可了,且出语惊人:“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。如果走不出去,我们一同死在这里……”以上细节均见诸陶希圣晚年《潮流与点滴》、《八十自序》及访谈录,真实地叙述了当时汪组织内部的重大分歧与矛盾,以及陶本人在进退失据时万念俱灰的生死无奈。如此之下,但道义与良知仍在,高宗武、陶希圣二人决定脱离汪组织。

  1940年1月3日,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乘“柯立芝总统号”(此船名乃根据高宗武未刊回忆录)潜离上海,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,陶妻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与陈璧君。后陶妻佯称欲劝夫归来骗过汪夫妇,于1月13日携两幼子赴港;三个大孩子则为杜月笙手下营救,亦于1月20日逃出……1月15日,惊魂甫定的陶希圣再次致函胡适,坦陈一年多来梦魇般的心路历程:“……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、东京,希即力加反对,公博、宗武亦同,然竟未得其一顾。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,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,……十二月汪心理又变,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,以此公博、宗武、希相继于十二月底、一月初离沪返港。公博为告而别,希等则告即不能别,故不别而行,以此引起汪、周甚大之冲动,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。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,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!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‘调整日中新关系要纲’。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,至最终希不愿结束,亦未予签字,因而出走……”1月22日,高宗武、陶希圣二人在香港《大公报》披露汪日密约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及附件,此举震惊海内外,亦即轰动一时的“高陶事件”,史称“小西安事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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